中国农业历经磨砺，多年生聚，一路向好。但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在滋生，正凝结成阻碍发展的困局。

      一些人，尤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误区里打转，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农业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落后文明形态。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一些人谈农色变，得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结论。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认识误区。

      人类文明有三大基本载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分工专业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文明。农业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该抛弃的文明，它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舒尔茨就曾质疑刘易斯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我们今天走的是刘易斯所说的外延式扩张，即先把工业、城市做起来，然后反哺农业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显，即仅靠政策输血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必须同时走舒尔茨所说的内涵改造的路子，像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一样，把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实现现代化。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六个类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小农户。不论哪种类型，都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经营单元，也是主体。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所谓的龙头企业，搞大规模经营，认为政府和企业才是农业经营的未来主体，这是十分荒谬的。

　　农产品生产相对于工业产品生产有六大特点：不可间断、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活的生命体、遵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两个规律、结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这六大特点决定了农业必须以家庭经营为单位，这是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小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农产品生产无法并列交叉作业，生产的继起性、周期性、季节性、地域性比较强，栽种、管理、收割等各阶段的劳动强度不同，要求劳动者有非常好的执行和协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环境等影响较大，同一地块的农产品生长都有差别，要求团队内劳动者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都要求整个劳动团队的每个劳动者都要尽心尽力，这样的劳动团队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做到。同时，农产品生产很少有中间产品，而且产品个体具有独特性。对具体劳动者在某一单独时期、某一批次产品的劳动质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难具体衡量，而衡量不准就不能做到准确激励。如果进行全过程监督考核，其成本也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农业必须由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经营。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分配中执行力最强、劳动最尽责、监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成果和利润分配过程中矛盾最小、离心力最小。家庭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只有家庭才能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

　　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单一，就是经济;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

　　人类农业发展已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原始农业就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传统农业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下向前滚动发展的农业;现代农业就是打破了封闭的内循环格局，注入外力，拉长产业链的农业，就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提升。现代农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现代时期有两个主要标志，即注入了两个外力，一是化肥、农药的使用，二是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现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长了产业链条，建立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的一、二、三产联通，以及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就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需要建设的产业体系。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现代农业只要求实现“本体”的现代化，这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主体”和“载体”如果不能同时实现现代化，“本体”农业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从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在世界弥漫，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金融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而印度约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为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印度，每3-5个村开办一个政策性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帐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的活动，以此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值得我国借鉴。

　　目前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对其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若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潮流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迫在眉睫。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近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也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要保障为三农服务的职能须有一定的政策约束。

　　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

　　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同时，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给内蒙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某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连丰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条件差的北方的生产，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用水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

　　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为“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今天这一规律被打乱，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消耗量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应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路，一面采用新科技对其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据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他们是时代的孤儿，社会的弃儿。儿童教育问题令人忧心。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现在学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问题。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10.8里，初中生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步入社会，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对其进行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但不应“一刀切”。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奥巴马6月18日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国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国家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的“野蛮”政策遗弃的一族。

　　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广州等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各界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这一问题。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职业病患者的农民工，其中85%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他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在未来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们手无余钱，身无长技，体弱多病，社保无份，务农无力，他们是典型的“裸老族”。如何安放他们的晚年，是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

(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作者刘奇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导)